姐姐过年要回来
杨莙
(资料图)
姐姐过年要回来，快两年了，是我收到的最温暖的消息。
我和妹妹都没有问过姐姐，今年过年是否回来，不敢问，失落比失望的滋味更长。所以，当姐姐说她过年要回来的时候，惊喜顿作解冻的江河，奔流着，滚滚向前。
姐姐过年要回来！姐姐过年要回来！心随默念的节拍而欢呼跳跃之时，却又忽地愣住，眼睛也瞬间酸胀，我分明又看到那张最熟悉的脸，又听到我听了半个世纪的声音，那声线响脆轻快：梅梅过年要回来！梅梅过年要回来！
那一年，深圳的电话打来，母亲边接边笑，历了秋霜经了冬雪的脸，比春花更灿烂。放下电话，母亲径直去了阳台。阳台连接外面的世界，她需要把巨大的喜悦与万物分享。但见她变身老顽童，站在一众花草边，站在一挂挂香肠腊肉喷溅而出的浓郁腊香中，有节奏地拊掌欢呼：“梅梅过年要回来！梅梅过年要回来！”梅梅是姐姐的小名，她缺席了头一年的春节。“梅梅”两个字，带着抑制不住就任其放肆的颤音，像是在笑，又像是高兴得哭。十年了，这一幕，如同镌刻，清晰如昨。
从2020年起，姐姐已经连续缺席了三次团年饭。前两个春节，姐姐都不能回来，连续两年没有回家过年，对于一位母亲来说，这样的年还能称得上年吗？2021年，让一家人陷入严冬的那个春日，姐姐连夜赶回，母亲却再也没有力气睁开眼睛，看一看她行游千里的梅梅。第三个春节，也是第一个没有母亲参与的春节，都说长姐如母，但如母的姐姐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依然不能回到家乡。年，意味着团圆，意味着红火喜庆热闹，可是那个年，没有那个瘦小的停不了的身影，没有那个脆生生的歇不住的声音，还有长姐亦不在身边，如此，我该如何去感受年味？那个年，心绪恰如《促织》中的一句：茅舍无烟，相对默然。
母亲走后，我的时间观念变得混乱，似乎太慢，一天仿佛一年，却又太快，头天晚上母亲还在用她的嘱咐，温柔而执着地拍打我的耳朵，怎么就已走了快两年？
快两年了，姐姐终于要回来了，只是，阳台上那个欢喜得拍着巴巴掌的老顽童呢？“梅梅过年要回来”的一声声欢呼呢？
阳台是母亲迎送姐姐回来和离去的地方。曾经，姐姐一家回深圳时，母亲都要送他们到车子里，后来姐姐不许了，也不许母亲站在阳台上，她受不了背影后那老泪纵横的目送，来时自然满天阳光，走时却免不了泪雨一场。母亲接受了姐姐的抗议，她悄悄地站在阳台上，偷偷地抹泪。
阳台亦是母亲眺望我的地方。六年前与父母各自搬家，不过饭碗仍搁置于父母家，于是等我回家吃饭，送我离开，遂成母亲的必修课。六点下班，二十分钟左右到达，穿过树影婆娑的小路，老远就看到八楼的阳台上，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是母亲为等女儿搭建的“瞭望塔”，那座塔将一团笑颜迎面发射过来后，倏忽不见。回厨房炒小菜去了。为了我回家就可以吃饭，母亲踩着时间点做饭，荤菜已提前做好。对于桌上的各种荤菜，我投过无数次反对票，理由并非晚餐应清淡，而是他们的午餐太随便，不是煮个面就是吃一碗面疙瘩，完全敷衍了事。晓得是为了我这个吃货，但中午就做上这些荤菜，再给我留一碗又有何不可？憾我的话只能在母亲的耳朵外徘徊。小菜是不会提前做好的，得看到我了才能下锅，否则，“颜色都变了，都不新鲜了”——是她坚持这样做的理由。晚上回自己的家，母亲如果不和我一起下楼，将我送到小区大门口，就必然出现在阳台。楼下的丁字小路，一条通往一号门，一条连接二号门，母亲有时会问：“走一号门吗二号门？”而“慢点哦”“好生点哦”的嘱咐，从来不是有时，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来时守候走时目送，因为女儿，母亲用155厘米的身高，43公斤的体重，矗立起一座巍峨而又可亲的“瞭望塔”。而母亲此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正是站在夜色中的阳台上，面对女儿的背影，她像往常一样叮嘱道：“莙儿，你慢点哦！”这个女儿又何曾知道，她像往常一样边走边挥手的背影，是最后一次，留在母亲凝望女儿的视线里。
母亲去了距城区7.5公里的山岭。在那儿，树撑起一山绿荫，草铺得一地绿毯，刺梨子花织成的红红粉粉、飘飘缈缈的云，或霞，或雾，或烟，成片成片地围拢过来，又成片成片地蔓延开去。在那儿，雀鸟是最闹腾最活跃的一群野孩子。聊天的，你一句我一句很自在很轻松；斗嘴的，你一句我十句份外激动；拉琴练嗓的，“唧唷——唧唷”，饮山泉林露长大的嗓子，把一首曲，每一支歌，都演绎得清亮而悠扬……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抑或并非这节那节的寻常日子，也去那片山岭，看母亲。
母亲走后，我习惯了仰望夜空，找寻最亮的那颗星。和姐姐通话后的晚上，我伫立于阳台，看墨蓝色的、没有杂质的天幕，辽阔深邃到无际无边，任你高楼大厦、声光色电都不能割裂，都无法阻挡。“妈妈，姐姐过年要回来哦！”我说。而非默念。我看见，那颗亮晶晶的星子闪闪一笑，眨了眨眼睛。
姐姐过年要回来，这个年，一大家子终于能够聚得齐齐整整，老的，小的，带上糕点，带上清冽清新的花香，以及，永远也断不了的惦念与祝福，去那片草木葳蕤、鸟语跌宕的山岭，看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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