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文学领域的新脱贫空间

——读蔡晓安长篇小说《返乡记》

【资料图】

文/余德庄

近年来，农村“扶贫”题材的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大批新老作家积极投入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作为其主打文体之一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也呈现出盛况空前的创作态势，推出了不少接地气、有新意、受到读者喜爱的作品。笔者参与了不少相关作品的推介和研讨活动，深为这一文学现象而感奋。如果这种创作势头持续地保持和发展下去，不定哪一天新时代的《暴风骤雨》和《创业史》就应运而生了呢！

就笔者所阅读过的此类题材的中长篇小说作品可以看出，作家们多是怀着一种时代激情和社会责任感投入创作的，对于“扶贫”的意义和相关政策也都有比较正确的认知和把握，对作为扶贫对象的地区和群众的状况，“驻村干部”和当地的党政组织所进行的相关工作，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了解甚至亲身感受，尽管写成的作品思想艺术质地有所参差，但大致都做到了言之有物，敷衍应付之作尚属少见。

但读得多了，也发现相当多的作品在人物设置和叙述角度上，存在一种在艺术创作中本应力求避免的趋同现象，其最为明显的就是不约而同地把上级委派下乡的“驻村干部”或“老支书”“老村长”设置为小说着力描写塑造的主要正面人物形象，并以其视角统领全书的讲述，别的人物出场、相关的故事演进、情节安排，直到细节刻画等，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位“主要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举所动来呈现的，而在现实的扶贫工作中，他们的责权范围、工作程序、群众纪律、考核标准等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又由于时间紧迫等原因，不少作品在创作中缺乏必要的提炼和用心的艺术构思，造成在不同作者、不同名称的作品中，这些身份类同的主要人物的工作经历和工作方式包括在各种场合的言谈举止等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诸多雷同和相似，只是在个人经历、家庭生活，乃至感情际遇等上面小有差异，但为了支撑其作为主要正面人物形象，即使是这方面也有诸多近似之处，在此就不详述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很精细的阅读者，也难免把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要正面人物”们张冠李戴，相互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小说创作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通过塑造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来完成其艺术实践的。恩格斯当年在评论法国“工人作家”左拉时说：“文学中的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必须是独特的、典型化的‘这一个’。”因此，这种小说“主要人物”安排的趋同化及其所导致的形象雷同化，不但造成了一些作品无意识的群体“撞车”的遗憾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场堪称中国农村“千年之变”的脱贫攻坚战的主要参与者——广大农民群众强烈要求摆脱贫困的内在期盼和主动进取精神。

正是在这种阅读感受下，当我读到蔡晓安新近创作的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返乡记》时，就有了眼睛一亮的感觉。

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该小说首先出场，并一直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高福星，不是城里下来的干部，也不是村里的老领导或其他什么身居要津的人物，而是一个外出闯荡多年并一度小有斩获，最后却功败垂成，由人们传言中的“富翁”落魄成“负翁”的普通农民。他背负着巨额欠债回到老家，却因为老屋倾颓连住房都没有，不得不被村里安排在“五保家园”暂住，却不甘就此认命，决心要趁着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的东风，重新奋起，再次向贫穷宣战。然而，两口子却都因“不是村里的常住人口”而不能被列入扶贫对象，享受相关政策。就在高福星四顾茫然、走投无路时，老支书孔先行出于对脱贫事业“一个都不能少”的责任感和对高福星人品和能力的认定，决定将自己3万元个人存款悉数借予他作为修建养猪场的启动资金。高福星汲取在外地办养猪场失败的经验教训，和老婆李巧妹一起胼手胝足，奋力打拼，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一步一步地将养猪场办得风生水起，不仅还清了内外欠债，还通过诚心诚意地扶持结怨多年的妻兄李如意和癞头等特困户，化解了彼此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成为携手同行在致富路上的伙伴。

小说的“主要人物”高福星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农民，因其向往能过上好日子而又生逢其时，经历了从偏僻贫困的农村走向改革开放的繁华城市，后来又因事业挫败从城市回到全面展开脱贫攻坚的农村这样一个大的命运循环中。他与习惯了春种秋收的传统老农不一样，也与走进城市就乐不思蜀，再也不愿回归农村的年轻一代有所不同，而是既兼具了传统农民的吃苦耐劳、熟稔农活、留恋乡土、珍视乡情的特点，又有新一代农家子弟容易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想要彻底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的特点，加上高福星本人有着不畏挫折、善于捕捉机会等过人之处，因此他成为一个由时代和环境所造就的颇具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品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相当用心的，就连他外出打工起家和失败后回到家乡从头做起所从事的行业都一直是养殖业，不同的是已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农家散养转变成大规模科学养殖的现代化管理和经营。

高福星富裕起来之后，如何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作品也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进行了比一些作品显得更有故事性和深度的状述和描写。其中，最重头的就是高福星与结怨多年、深怀敌意的妻兄李如意这样一个单身带子却又极难打交道的人物的交往，直至最后使之受到感化的曲折过程。作品没有做那种寻常多见的因某一突发事态而使对方幡然醒悟的简单处理，而是写得一波三折，细致入微，让人不禁想到了那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民间谚语。同样对村里的另一个也属非常难打交道的“二流子”式的贫困户癞头的帮扶过程，也都写得峰回路转，入情入理，真实可信。这两个人物和作品中其他一些人物，包括一直毫无怨言地与高福星同甘共苦、不离不弃，且在关键时刻不乏聪慧之见的妻子李巧妹的成功设置，对于高福星这个身处故事中心的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重要的陪衬作用。这里面还有个值得一说之处：在小说中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普通农民，高福星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善行，并不是因为被上面安排了“任务”，而是出于一个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对“共同富裕”的切身感念，正因为这样，高福星这个人物就比普通的“农村能人”有了更为丰厚的内在蕴含和时代特征。

作者对小说中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正面人物，即老支书孔先行的处理，显然是经过周密思考的。这位身兼村里的一把手和“扶贫”工作的主要责任人，除了在一些关键时刻，尤其是与高福星相关的一些章节中有所露面并给人留下了既任劳任怨、勤勉奉公、深孚众望，又胸有大局、严守政策，且能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地处理和解决各种难题的基层干部形象。尽管其在作品中的出场远不如高福星多，却让人时时都能感觉到他作为高福星背后的引领者和支持者，以及村民“主心骨”和“大管家”的存在。作品以最后一章详细地描写这位老书记终因操劳过度而“老病复发”，再也无法支撑工作，不得不到县里治病，却一路“意外”频发，走走停停的那番令人心悬心痛、感动不已的经历，完成了对这位令人感佩的“幕后”重要正面人物形象的最后“点睛之笔”。细读回味，深感作者之良苦用心！

以上所有这些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际遇、生活甘苦、个人习性和梦想追求的人物，都在这场“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伟大社会变革中，经过各种各样的坎坷曲折和爱恨情仇的碰撞，最后都在作品中重新找到了各自的位置，成为一种在新的生活中健康和谐、互相照亮的文学人物群体。

除了视角新颖、人物性格鲜明之外，整部作品的故事脉络清晰，情节和细节的铺陈和描写也多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妙笔，可圈可点之处甚多。

不过，如果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来看待这部优长众多、已属难得的作品，读罢之后似乎也有些许的不满足，主要是感到作者在创作这部以这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千年巨变为大背景的长篇叙事作品时，笔墨收得有点儿过紧，忽略了长篇作品应有的缤纷和纵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厚重感。如果能在作品故事中适当地增添几个不同层次的人物和一两个冲突的事件和场面，再补充一点主人公的贫困家世以及整个村子乃至整个地区的贫困历史，将这种生活的真实变为艺术的真实，有机地融入到作品的叙事中，整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一孔之见，权作参考吧。

至少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返乡记》不失为一部独辟蹊径、采得异香，能给人以阅读快感并受到心灵触动的较为成功的“扶贫”题材长篇小说，可喜可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副主席，重庆文学院原院长）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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