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三星堆遗址的每一次考古发掘，总能在惊艳众人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深深的困惑。
继1986年三星堆首次发现1号、2号两个器物埋葬坑后，202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两坑之间接连发现3至8号坑，除了此前已知的象牙以及造型夸张、怪异的青铜器外，2022年6月14日从7号坑出土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器尤为引人关注。
【资料图】
值得一提的是，“龟背形网格器”并不是这件文物的本名，由于出土至今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文字印证，所以，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件出土物的外形描述暂时命名如上。
大体而言，三星堆出土文物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尊、盘、璧、人像等青铜器，经研究，三星堆青铜器工艺与中原殷商青铜器铸造工艺相同，没有不同于同时期商文化铜器的工艺出现，铸造青铜器的合金比例也与江西新干大洋洲殷商时期墓葬铜容器合金比例雷同。
另一类则是权杖、黄金面具等金箔器物，这些器物在中原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都极为罕见，反倒是和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头像覆盖金箔的手法相同。至于三星堆青铜神树，也在西亚苏美尔文明的乌尔王陵出土过类似的东西。
可以说，在“龟背形网格器”出土之前，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基本都能找到同期可供参照的工艺或同类物。许宏教授曾说过：“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
不过，“龟背形网格器”显然不是任何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同样，在包括殷墟在内的诸多夏商周考古遗址中，也没有找到任何与“龟背形网格器”相近似的东西。
所以，如果能解开“龟背形网格器”之谜，那么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三星堆文明和三星堆人的来龙去脉。
根据已知的考古发掘信息显示，“龟背形网格器”外形为青铜材质的形似龟甲一样的椭圆网格状，其中一侧还有类似合页、插销的开关可以打开扣合，同时附带有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三根青铜飘带。
在龟甲青铜器之内，锁闭着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玉石，并分别发现了黄金和丝绸残留物，说明当时的三星堆人把他们所能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全都包裹在了这件器物上。
可以确信的是，这件被三星堆人精心保护的器物，处处体现的都是华夏文化因素：龙、玉、丝绸、龟甲……，完全可以排除西来的可能。
那么这个神秘的龟背形网格器，究竟是什么呢？
在众多网友评论调侃这是古代的烧烤架时，有一位网友却贴出了《竹书纪年》中的一段记载：“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柙，泥以黄金，约以青绳。”
“龟甲、白玉、黄金、青绳”，《竹书纪年》中对尧舜禅让时的河图洛书的描述，不正与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格器相吻合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公认为是尧都平阳所在地，根据何驽博士对陶寺出土的王者大墓木杆对照日影长度的实验结论，尧时一尺约等于人的桡骨和尺骨的长度，也就是25厘米左右。
而出土的龟背形网格器周长约为236厘米，同样刚好符合其“广九尺”的描述。
显然，网友在评论区的留言似乎让我们找到了龟背形网格器的真相。
但另一个问题来了，三星堆文化的时间跨度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到商末周初，也就是公元前1680年到前1046年左右，而尧舜生活的年代，则在夏朝之前。
如果我们把以夏朝为标尺，把尧舜生活年代定在夏朝之前，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那么从尧舜到三星堆时期，中间间隔了至少400年。如果我们以陶寺文化的起始为标尺，那么尧生活的年代则在公元前2300年，与三星堆文化之间间隔多达600余年。
既然龟背形网格器是尧舜禅让时的产物，为什么会出现在巴蜀之地的三星堆遗址当中？
事实上，三星堆虽然常被归总为“古蜀”文明，但其自身的却呈现出浓郁的夏文化特征。比如，三星堆出土了带有二里头二期文化风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牙璋、戈、圭等典型器物。
特别是牙璋作为昔日夏朝的祭祀礼器，在殷商时期走向衰落之时，却在三星堆完整地传承和保留下来，而且三星堆人还用更为贵重的铜和金箔铸造出了全新材质的牙璋，并继续作为祭祀重器使用。
三星堆人对牙璋的使用已上升到祭祀和信仰层面，超出了一般文化交流或贸易所能带来的影响，故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员杜金鹏曾推测“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如果在夏朝灭亡时，的确有夏遗民进入蜀地的话，那么作为昔日王权交接象征物的龟背形网格器被舜传给禹，又被禹后人带入蜀地，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甲骨文中屡屡出现的“伐蜀”、“至蜀”等占卜文字，以及商末周初时，远在西南的蜀却跋涉千里也要参与周武王的伐纣联军来看，蜀人和商朝有着某种难以化解的仇怨。
当然，龟背形网格器究竟是不是尧时期的产物，后来被三星堆人获得，这仅仅是个推测，还没有实锤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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