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龙县明代永平府城墙西门瓮城。新华社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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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通常是指今唐山市和秦皇岛市所辖区域。历史上的冀东地域更为广阔，涵盖唐山、秦皇岛、承德三市，以及与之毗邻的北京、天津、廊坊三市的个别县区。

这一区域北枕燕山，南濒渤海，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咽喉要地。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期，冀东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这里最早出现的国家孤竹国，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

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老马识途”出自冀东，众多帝王征战北方的足迹留在冀东，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塑造着冀东。这里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折冲地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卢龙县孤竹文化公园。河北日报资料片

地名里的孤竹古国：

开启冀东文明史

在今天唐山滦州市、迁安市交界处，滦河西岸，有一个名字独特的小村庄——迷谷。

相传，迷谷村的得名，源于一则广为人知的历史典故——老马识途。

老马识途的故事，最早收录在《韩非子·说林上》中：“管仲、隰朋从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出兵讨伐孤竹国，大军在返回途中迷了路，管仲利用军中老马引路，最终找到了道路。

后来，老马识途的典故世代相传，用来比喻阅历多的人富有经验，熟悉情况，做事能起指引作用。“老马识途”的典故，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历代文人墨客也常化用此典故，唐代杜甫《江汉》一诗中有“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明朝费宏《十二日早发良乡复雨》有“老马识途空有志，寒蝉抱叶欲无声”，清代黄景仁《两当轩集》有“老马识途添病骨，穷猿投树择深枝”。

除了滦州市迷谷村，迁安市马官营村的得名，相传也与老马识途有关——齐桓公为感谢老马引路，封马为官，才有了马官营。

在“中国孤竹文化之乡”——秦皇岛市卢龙县，历史上也有与此典故相关的记载。

清光绪五年编纂的《永平府志·古迹》中记载：“迷沟，在府城滦河西二十里，去清节祠三里。其地多平沙，无草木。相传即齐桓公伐孤竹，老马识途处，今西北之泥沟山是也……”

曾让齐桓公“迷惑失道”的地方究竟在滦州、卢龙还是迁安？是状若迷宫的回转山谷，还是飞沙走石的沙地荒漠？由于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两千多年过去，昔日的地理地貌几经变迁，至今尚无定论。但之所以在今天滦州、卢龙、迁安一带流传着老马识途的故事，留下了与之相关的地名和史料，很大程度是因为三地在商周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同属于齐桓公讨伐的国家——孤竹国。

“孤竹国是冀东地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它的出现，标志着冀东地区从原始蒙昧的状态中苏醒，开始步入文明阶段。”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秦学武说。

孤竹，商代之前是一个部族的称谓。商王朝建立后，成为商代北方一个较大的方国的国号。

“孤竹”一词，最早见于殷商甲骨文和商代金文。殷商甲骨文卜辞中称“竹侯”，在卢龙、迁安以及辽宁西部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铸有“孤竹”铭文。

“孤竹”一名如何而来？

“一种观点认为，‘孤竹’亦作‘觚竹’。‘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来记事的竹简，二者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竹简，都与礼制相关，孤竹在得名时可能就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国孤竹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坤说。

《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这是说孤竹在地理位置上相对于中原是荒远之地。

通过散见于各处的史料，研究者能大致推断出孤竹国的建国与灭亡时间、大致疆域和核心活动区。

《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其传’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

孤竹国为商汤所封，孤竹国建立的时间与商汤建立商朝的时间大体一致，约在公元前1600年，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又作墨台氏。

“商末周初前是孤竹国最强盛的时期，疆域广袤，以燕山南北的古辽西地区为核心，即今唐山、秦皇岛和辽西的朝阳、锦州和阜新连片区域，其腹地在青龙河和滦河交汇地带，即今卢龙、滦州、迁安三县（市）的连片地区。”秦学武指出，由于孤竹国地域在不同时期的游移变动，其疆域并非政治地理上的孤竹国辖区，而是文化地理上的孤竹文化影响区。

孤竹国灭亡于公元前663年。根据《韩非子·说林上》记载，正是老马识途故事中齐桓公“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使孤竹国最终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商代的方国虽多，但多数默默无闻，孤竹国能广为人知，和出现了伯夷、叔齐两位贤人有很大关系。

司马迁《史记》列传的开篇之作《史记·伯夷列传》，讲述的就是孤竹国两位被孔子评价为“古之贤人也”的公子——伯夷和叔齐。

《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君位面前，以让相待，伯夷不违父命出于孝，叔齐不肯立而逃出于悌，孔子认为孝悌为仁之本，说明当时孤竹国虽然偏居东夷，但它的上层贵族在思想上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秦学武说。

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这样一个诸侯方国被封于冀东一带，在历史上存续了900余年，客观上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撒到了冀东，为冀东地区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名里的地理“密码”：

扼守东北—华北咽喉要道

流经迁西县境内的滦河河面上，水鸟游弋。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当很多地区还处在蒙昧阶段时，冀东地区诞生了孤竹国。

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能孕育文明？处在孤竹国核心活动区的滦河，对冀东地区文明的发展意义深远。

滦河，古名渜（nuán）水，渜因形近后讹变为濡（nuán），因濡、滦音相近，唐朝以后演化为滦。

滦河，发源于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向北在坝上地区一路蜿蜒，后向东南穿越燕山峡谷入冀东，流经迁西县、迁安市、卢龙县、滦州市、昌黎县，至乐亭县入渤海。

从今天和历史上一些地名中，我们仍能找到滦河对这片土地文明积淀的影响。

与滦河相关的地名中，最直接的当属滦州市。滦州市因依傍滦河而得名，是国家民政部与联合国地名组织启动的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评选的“千年古县”。

滦州市以地域文化为核心建设的滦州古城。河北日报资料片

在商代，滦州属孤竹国，春秋战国时期属燕国，秦属辽西郡，汉为石城县，后名海阳县，晋以后属辽西郡。

滦州建制始于辽代。辽天赞二年（公元923年），耶律阿保机率部占据平州（治所在今卢龙），析平州地另置一州，因城池依傍滦河，因此命名为滦州。

辽世宗时，滦州下辖义丰（今滦州市古城街道）、马城（今滦南马城）、石城（今唐山市开平区）三县，义丰为州治所。

清朝，滦州属直隶省永平府管辖，包括今天滦州市大部分，滦南县、古冶区、开平区的全部，唐海县、唐山市区的一部分，总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因此当时的滦州也有“自古京东无双地，从来关西第一州”之称。

民国二年（1913年）裁撤府州，州改称县，滦州改称滦县。此后，滦县县域多次变更，面积逐渐缩小到民国初年县域的五分之一。201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滦县，设立县级滦州市。

在滦州得名之前，还有一个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古地名——絫县，它的得名，也与滦河有关。

絫县，昌黎县县域内第一个县级政区建制，置于西汉初年，废于东汉初年，历时200余年，其县治位于今昌黎县泥井镇小庄村附近。

絫县的“絫”，古通“累”，有积累、堆积之意。这一名字的由来，一种说法认为，昌黎之地西汉时属今滦河下梢的冲积平原，由河水携带泥沙堆积而成，故名为絫县。

在小庄村东北约1.5公里的田野间，有战汉时期遗址小庄遗址。据当地村民回忆，30多年前，在此挖壕时，发现过战国时期的陶器和汉砖残墙、汉瓦残片。

“历史上，滦河水量丰富，滦州、卢龙、昌黎所处的滦河两岸有许多低台地，非常适宜人类活动，为这片土地文明孕育提供了优良的地理条件。”秦学武说。

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太行东麓山结地带相近，因此也是我省古县较为聚集的地方。

滦河给冀东先民带来了适宜生息繁衍的沃土，燕山则确立了冀东地区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

燕山，中国北方的著名山脉之一，西起白河谷地，东至山海关，北接坝上高原，西南以关沟与太行山相隔。

冀东许多史料都与穿越燕山的军事行动有关，当地也因此留下了许多具有军事色彩的地名。

卢龙县一名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它的得名由古代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著名的军事要塞卢龙塞（在今迁西县北潘家口一带）而来。

北魏统一北方后，在今卢龙县域内设肥如、朝鲜、新昌三县，属平州。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肥如县并入新昌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新昌县为卢龙县，为北平郡治所。从北魏至清代，卢龙一直为州、郡、路、府治所。1983年，卢龙县划入秦皇岛市管辖。卢龙县和滦州市一样，也是千年古县。

“卢龙”一名最早见于《三国志》，曹操曾引兵出卢龙塞东征乌桓。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平刚（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黑城村）……东指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

“由于燕山的阻隔，燕山南北的军事势力的交锋必须翻越燕山，当时的卢龙塞道是穿越燕山山脉的重要地理通道之一。”秦学武说。

燕山群山，众峰缥缈。河北日报资料片

卢龙塞之“卢龙”，是否迁移为今日之卢龙，尚无确切考证。但正是一个个像卢龙塞一样的要塞隘口，如迁安市冷口、卢龙县刘家口、抚宁区九门口等，奠定了冀东地区的咽喉要道区位。

在滦州市、昌黎县，至今仍能找到一些地名，记录着昔日当地曾有军队屯兵、宿营、征战的一段历史。

滦州市榛子镇的北小寨村和前小寨村以及滦州镇的军营村，相传都是李世民东征高丽时曾安营扎寨的地方。

滦州市小马庄镇东晒甲坨村、中晒甲坨村、西晒甲坨村的得名，相传是由唐军将领薛仁贵征东时路过当地遇到大雨，雨后在附近一块沙坨地上晾晒盔甲而来。

有趣的是，在昌黎县龙家店镇，也有以晒甲坨命名的村子，晒甲坨一村、二村、三村，村名中的晒甲坨相传也来自薛仁贵征东路上在当地晒甲。

无论是卢龙，还是这些村庄，它们的得名已无从考证，但这些地名反映出的，是冀东作为联通东北和华北咽喉要道在古代军事史上的战略地位。

正是地处这样的兵家必争之地，冀东地区受到众多统治者的重视和经营，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得以持续发展。

地名里的民族融合：

站在多元文化融合前沿

关于孤竹国的史料很少，但考古丰富了我们对商周时期冀东地区文明发祥的认知。考古工作者在孤竹国的主要活动区滦河流域的下游，发现了多处商周时期遗址。

“滦州市的后迁义、庵子山、阚家坟、陈山头，卢龙县的东阚各庄、沈庄、蔡家坟，昌黎县的小庄、尖角、才庄，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遗址。”宋坤说。

尽管目前还不能找到这些遗址和孤竹国之间的直接关联，但它们的存在表明，在商周时期，滦河下游地区已经有大量人类活动。

如果将视野扩展到整个冀东地区，更重要的考古发现当属陡河流域的大城山遗址，它的考古文化年代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其铜牌的出土，说明冀东地区历史上铜器的使用至少不晚于中原地区。

“冀东地区地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这里除了文明发祥早，还是中国南北民族的迁徙带，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融会带，文化多元是其重要特征。”秦学武说。

这首先就表现在考古出土器物文化面貌的多元。

以陈山村遗址为例，从出土的鼎、簋等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特点看，不但具有明显的中原地区商文化特征，还有北方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

在冀东地区，从秦统一中国到清朝结束的2100多年里，有800余年，冀东地区都为少数民族所管辖。可以说，历史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一直在这里上演。

这一文化融合，最直观的，是通过统治者一次次迁移民众增加冀东人口实现的。

许多地名记录了民族迁徙融合的历史。

徐无、土垠，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两个县，在今遵化、玉田一带。

公元472年，北魏孝文帝将燕长城以北的30多万鲜卑人内迁到徐无、土垠，推行汉化政策，鼓励鲜卑人说汉话、易汉服、改汉姓，提倡与汉族通婚。

这样的民族融合也发生在辽代。

义丰，原本是隋朝在保定安国一带设置的一个县，唐宋因之。但在辽代，在滦州下辖的县中，也有一个义丰县。

同名的义丰县，就源于辽代统治者为扩充滦州人口实施的一次迁徙。

据《唐山文史资料大全·滦县卷》记载，辽世宗时期，掳北宋义丰县（今保定安国）民，安置于滦州。当时的滦州共有1.1万余户，人口约5万。在此后辽代统治的一百余年里，滦州人口不断增加，至1122年金兵占领滦州，滦州辖义丰、马城、石城、乐亭四县和榛子镇、新桥镇，人口约30万。

在辽代，昌黎县的前身广宁县人口的增加，也是人口迁徙的结果。

辽天赞二年（公元923年），辽太祖为安居定州俘户置广宁县（治所在今昌黎县昌黎镇），隶属南京道营州，为州治所。

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因广宁县与当时的广宁府（治所在今辽宁省北镇市）重名，金世宗将广宁县改名为昌黎县，属中都路平州。昌黎的定名相传取“黎庶昌盛”之意。此后昌黎县历经多次撤并和复置，至1983年划归秦皇岛市管辖。

辽代契丹族统治冀东时期，重视农耕生产，多次发布劝农桑、免租赋的诏令，称“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冀东大量的土地得到开发，农业得到较大发展。

在这样的交流融合中，地处滦河下游的滦州、卢龙、昌黎等地，逐渐成为冀东的文化核心区域。

为加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强化对冀东这一战略要地的经营，辽道宗清宁五年（公元1059年），在滦州修建孔庙，同时建立州属最高学府滦州学宫。

元代之前，冀东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加之屡遭战争，文化赖以传承的重要方式学校教育几乎是空白。滦州孔庙和滦州学宫的建立，是冀东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为冀东文化传播打开了大门。

辽代学宫建立后，滦州打破了之前隋唐数百年科举取士无士子登榜的局面，辽代3人、金代9人、元代6人、明代35人、清代至光绪年间30人登进士第。

正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多元文化融合，造就了冀东地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文/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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