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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个符号，只要能识别就行了。其实不然，一个人的名字，是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的有机融合，是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缩影。取名大有讲究，是一门学问，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文化，既有时代特征，又有政治标签，还有感情色彩，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 中国传统文化是讲究道德、操行的，所谓“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对取名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取名不仅是选用一个符号，而且能折射出不同家庭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为人处世等，甚至还反映一个人的秉性、学识和品位。 取名，自古以来就奥妙无穷、妙趣横生。早年，乡村科技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生活贫困，孩子夭折的事儿时有发生，大人总认为是妖怪在作祟，想方设法驱邪消灾，想出了给孩子取俗名的办法，以防妖怪的侵害。凑巧的是，取了俗名的孩子，没有娇生惯养，粗茶淡饭，没有大病小病，竟然容易养活。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信以为真，开始迷信起来，“取俗名好养活”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时候，村子里常常听到“石头”“狗儿”“铁蛋”“牛娃”等诸多名字。这些俗名土得掉渣，却充满了乡土气息，很接地气。当然，这些都是小名，正儿八经的名字是不能随便取的。 中国人的姓名是很有特色的，闪烁着浓厚传统文化的光辉。取名是由姓和名组合而成，姓氏是家族固有的，不能更改，只有名可以由父母、亲属或自己取。从姓氏而言，传统上一个人生下来一般跟父姓，从母姓的也有，但不多。它揭示一种种族关系、血缘关系。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血脉相连、家族兴旺的传统。孟子在《离娄章句上》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最好的诠释。 早时候，在乡村，取名是严肃的事儿，除姓氏外，要按“字辈谱”的方式命名，每一代人的人名中都有严格的字辈规定，形成序列明晰的“字辈谱”。这种字辈序列是家族的祖先预先排定，一辈一字，世代相传，任何家族后代不得随意更改，每一代人取名的时候不但按姓氏，而且按辈分规定的顺序。随意取名会被村民笑话，不但说没有文化，而且说缺乏教养，有伤风败俗之嫌。当孩子出生后，取名是家庭的头等大事，费尽思量。若久而久之想不出好名字，便央求村里有名望的人取名，按照宗族辈分排列，还要考虑生辰八字，遵循五行，取一个中听而大气的名字，而且不能重复亲属中出现过的名，表示对长辈的尊重。这样取名，有利于人们根据姓名判断家族辈分的大小来称呼，即使年龄小，而辈分比较大，也不能直呼其名。这是基本的礼节。这样的名字，既表明宗族的代代相传，又维系着家族的感情，说起来也有情有义。 古往今来，大凡一些名人居士，取名很讲究，经过深思熟虑，寄予特别的蕴意和情怀，体现出一个人的才华和操守。 有资料记载，陶渊明出生后，家里人希望孩子将来要善待人生，善待时代，做人处事要像深渊之鱼一样，故取名“渊明”。而陶渊明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也的确按照长辈们所取的名字的含义在行动。早年的陶渊明在官场上当过彭泽令，当目睹了官场的黑暗腐朽后，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毅然辞官归隐，回家种田，过起了乡野生活。 据说，朱自清先生取“自清”一名是为了鞭策自己，要保持人生的清白，不随波逐流。“自清”一词出自屈原的《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其意思是，怎么不宁愿廉洁正直使自己清白呢？朱自清先生取屈原语中的“自清”一词作为自己的名字，就是要以屈原为榜样，当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给孩子取名带有时代的特征和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些赶时髦且有文化的家长，紧跟时代潮流，挖空心思给孩子取名，希望子女成为时代的宠儿。譬如：“建国”“卫东”“志强”“国庆”“学军”等，叫起来既新潮，又响亮。 改革开放后，文化多元，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取名虽然没有固守传统的那一套，自由宽松了，但是越来越重视，变得五花八门，寄予一种特别的意义，赋予一种别样的情怀，或纪念或向往或祝愿或鼓励或吉祥。 现在年轻家长，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倾注着对孩子深沉的爱，为孩子取名特别在心，翻字典，找古籍，查资料，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召集家里人，咬文嚼字，反复推敲，择其精华，或者直用汉语词汇，或者谐用其音，或者借词意、典故，为孩子取一个新颖而有个性的名字。两个字的，三个字的，四个字的名字，雨后春笋般出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新景象，使中国人名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字文化的联系更多了一道有趣的景观。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移居他乡及海外游子更热衷于寻根问祖，他们往往依据族谱和“字辈谱”来推断，寻找自己的根脉，寻找自己的归宿。这种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文化特色，传递着人们的血缘亲合关系，把人的个体生命延续和家族亲缘紧密相连，世世代代保留下去，成为家庭乃至民族坚不可摧的亲情力和凝聚力。 姓名在表面上看来是人识别的标志，但具有独特的寓意功能，是血缘关系的纽带，凝结着浓浓的民族文化。姓名文化让中国人记住乡愁，记住乡情，把整个宗族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锻造出一道别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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