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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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正是深谙“天意”，不但建都北京，改金中都为大都，而且在兴建都城时，放弃了历代相延的旧址，将城市中心迁到东北郊外的高粱河水系。之后，开凿了著名的“京杭大运河”——通惠河，不但为大都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水源，而且南来的漕船也由通州溯流而上，直抵大都，推动大都经济迅猛发展，为开辟元朝近百年的基业，通过“一河”而定大势。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指出：“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这一脉水源，使“宝地”北京成为“善行天下”的京都、皇都、国都的都韵而绵延不绝，至千秋万代。
泽物利民显其德。水之德，善利万物而不争，不舍昼夜而不息，流行万古而不已。故神鉴自明，为善以修，以利物济人为怀，达到天下偕同、天下一家。
这，高度体现出京杭大运河不争、不息、不已的本真之美。
水，是生命之本。人类从“穴居野处”“采食经济”的原始生活，迈向“逐水而居”并“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的农耕方式，再迈向“佳肴美食”的近代，直到今天小康社会的现代物质生活，无不与水息息相关。
水，既创造了人类的物资生活，又提升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从“鲧作城”“壅防百川”“九年而水不息”，向“禹决江、浚河”“浚畎浍”“功成水土”而“四奥既居”，再向开挖陂塘沟渠、堤堰闸坝的“以水就人”，直到当今“高峡出平湖”“南水北调”，无不通过水提升人类用水、治水、管水的文明景象，可谓“上善水德”。
幽燕之水的起源与景象，《水经注》早有记载：
从流经幽燕之地“拒马河”于战国时代的灌溉水网之大德，到为秦国所垂涎而上演了荆轲刺秦王的“图穷匕现”，郦道元道出了人的欲望可以改变“含和之水德”之演变。再记“澡水”，东入渔阳清泉至潞，更为微津成川流，扬了幽燕水之美德。又记“湿馀水”，导源关山、南流历故关下，山岫层深，晓禽暮兽，寒鸣相和凸显自然美。又记述“氵纍水”，秦始皇不满郡人王次仲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奇而召之，三征而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仲发于道，化为大鸟，翻飞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描绘出幽燕人士不畏强权的人性美。
幽燕之水的水德，自古就传承了水精神之根脉，是京杭大运河之水利、水文化发展的源头，是照亮幽燕文明和真、善、美的精神灯塔。
从公元七世纪起，隋炀帝开凿从洛阳到涿郡（今北京通州）的通济渠，形成北至涿郡、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25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到元朝进一步开凿会通河、通惠河，打通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实现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再到明清的完善与整治，京杭大运河不断泽及万物、繁荣经济、集聚人口、积淀市镇，融合民族、国家一统中散发出水之大德。
一条流动的财富之河、商贸之河。元定都大都，使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彻底分离——《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甚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然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海运航道的开辟，使江南经济重心与北方政治中心紧紧连接在一起，使原来的“关东之漕”与“江淮之漕”转变为“江南之漕”。
这改变了延续千年之久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漕运体系，确立了以大都为中心的新的漕运体系，进而奠定了明清两代的漕运体系。从此，作为南北唯一的水路运输大通道，大运河不仅是漕运之河，更是商运之河、民运之河。
如此，大运河如一条纽带，把五大流域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南方出产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经运河源源不断运往南方。
南北货物借助漕运，上下走集，销售各地，大大带动了运河沿岸贸易的繁荣，推动了一批沿河城镇的兴起。可以说，“天下大命，系此一河”，运河承载了整个帝国的命运。
一条促使人口大流动、大聚集之河。每年数以万艘漕船及商船、数百万石漕粮与商品，给运河沿岸带来了大量人气与无限商机，带来了人口大流动，催生出一批新兴的聚集地。元代，大运河两端的北京、杭州分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聚集地：大都是世界的经济贸易中心，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与此同时，通州、天津、临清、济宁等一批新兴运河聚集地相继崛起。明代诗人曹代萧有诗云：“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柳听玉筝。”描写潞河与永定河交汇处的张家湾美景。当时，张家湾既是京东第一大天然良港，又是繁华的市井小镇，所在地通州更成为“水陆要会”“百货所聚”之地。
明清时期，大运河作为王朝的经济动脉，国内外市场不断开拓，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将运河聚集地推向了繁荣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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