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文 考 古
“太和斋”的历史归宿
——米花糖史话（7）
辜世伟
离去了，却没有离去
消失了，却并未消失
潮来潮往皆为水
云卷云舒总是云
看电视剧《金粉世家》，对其最后一集女主人公被历史洪流裹挟着，淹没在尘烟的结局，无不嘘唏叹息。是啊，个人也好，家族也好，在历史洪流面前，很少有选择的权利。
有很多人迷惑，为什么声名远播的“太和斋”，在解放后名声逐步就慢慢黯淡了呢？以至于如今再也在小城找不到这块店铺，看不到这块招牌。
许多人也不了解那一段时期的时代环境，对“太和斋”命运所带来的影响。
在米花糖历史上，米花糖自从被发明创造出来，就一直没有衰落过，在小城生根发芽，传承发展，成长壮大。但就“太和斋”这一店铺、品牌及其主人的命运而言，却注定被历史洪流之巨椽所改写。
我们无法记录“太和斋”店铺在陈汉卿一九四九年底逝世后，六十岁的陈丽泉掌舵“太和斋”进入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洪流中际遇历史性革命的每一个细节。但打开尘封的历史，仔细理一理陈丽泉在解放初期所面临的时代环境，体会一下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种社会环境下，所必然会采取的生活选择，从而发见那时工商业界在历史洪流中的共同命运， “太和斋”及其主人宿命式的历史际遇，还是能得一窥。
且让我们当一回历史侦探，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妨翻开党史、建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回顾一下建国后那一时期、也就是1949年底在陈汉卿逝世后陈丽泉接手的“太和斋”的最后十五年的政治形势、经济政策和社会运动。
中国近现代史，可以简要归纳为几段：
1911至1919年，是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共产党带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目标1949年实现。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这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期，目标是对旧社会形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总任务是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并最终公有制，使企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消灭剥削阶级，工人摆脱被剥削地位，逐步成为企业主人。这一目标1956年基本完成。
此后几年，国家对公私合营后的私股实行赎买政策：对私股实行定息制，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长达十年之久。同时对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也进行了改造，按照“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原则安排工作，使其从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4年，赎买政策年限终止，公私合营企业私方股份不再分红，股份消失，实现彻底公有化，建成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商品的生产、分配、销售、原料供给，全部纳入计划。这一体制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
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包括“太和斋”在内的江津工商业，经受时势洗涤，接受历史洗礼，被重新洗牌。
《江津县志》和《江津县商业志》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江津工商业在那一时期所经历的具体的风风雨雨。让我们摘录于此，来看看当时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
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江津，江津进入社会主义时代。1950年10月，刘邓大军18军进军西藏，江津县将米花糖送给解放军作为慰问品。随后，江津米花糖在北京饭店定点销售，并进入国际市场。美食，不分时代，在各个社会都令人喜爱。也是在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1952年，社会主义运动转向工商业界。江津县人民政府组织工商业者投入“三反”“五反”运动，检举“五毒”行为，一批不法商人受到政府处理，一批表现较好的中小违法户由各地节约检举委员会从宽发落，做到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当时的江津县长王昭回忆：城关区由江津地委、专署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依靠工人、店员，团结城市劳动人民、民主人士和守法资本家，形成了“五反”统一战线。具体做法是在工商业者中深入动员、组织学习和交待政策；发动工人、店员学习政策，开展背靠背的检举揭发。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我县大部分工商业者，都进行了自我检查、交待，许多人还检举了别人。为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对他们中间的头面人物，县、区领导干部亲自出面交待政策，解除顾虑，促使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如开明绅士何策襄先生，不但主动交待问题，还积极配合，现身说法。私营产业主队伍迅速分化瓦解，整个运动很快便形成了高潮。
王昭还写道：“五反”结束后，及时消除工商界思想顾虑，组织他们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7月至12月，政府组织工商业户前往参加西南区、赤水、合江、习水以及县内白沙、李市、城关、仁沱、朱沱等地的物资交流会。
1953年，江津县召开工商联筹委会二届三次会议，会上提出工商界要认清形势，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搞好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关、白沙两地1670户工业户中883户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954年，江津工商界掀起贯彻全国工商联（筹）代表会议精神，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全县13113户工商户受到了教育，认识到私营工业唯一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5年，江津贯彻国家“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原则，号召私营工商业者要做到主观努力，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贯彻国家“全国规划、统筹安排、经济改组、按业改造”的方针，对工商业实行“赎买”，逐步推行“定息”，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高潮迅速在全县兴起，城关举行了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大游行。至8月底，江津全县所有工商业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参加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的占总户数的85.24%。
1964年至1966年，这是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文革”风暴刮起，资本主义最后的尾巴被割掉，私营企业的大限终于到来。这一年，江津公私合营的工商业企业实现全部公有化，私方成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在那么一段历史时期，当时江津的工商业者，都在经历历史转变的粹炼和蝶变。“太和斋”的命运，只是那一时代私营企业的缩影。
我们不知道当年作为“太和斋”掌门的陈丽泉，在疾风骤雨般的连年运动中，具体是被列为哪类，是否受到过王昭县长的约谈；也没有史料记载陈氏兄弟的儿女们是否经受过风雨的磨难。陈氏兄弟的儿孙们，在所留下的文字中，在面对采访中，对陈丽泉和陈家第二代在那一时期的遭遇，或不著言辞，或缄口不言。
但我们通过史料以及此后陈丽泉的人生经历，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个判断，陈丽泉在当时并没有被认可为“劳动者”，政治上陷于险地。由于“太和斋”在江津糖业界显赫的首要地位，雇有工人和店员，或因雇员少不够格划为“民族资本家”，但想要逃避社会风云，应该不容易。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陈丽泉应该是被视为 “小资本家”，成份上应该是被划为“小商业者”或者“小工商业者”，大致享受着“富农”那一类型的社会待遇。可以猜想，已近花甲的他，早已饱经沧桑，自然知道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只能顺应时势。
证明陈丽泉当时属于“剥削阶级”，还有多年后的一份文件，即“文革”结束后一九八O年江津有关部门下发的关于区别陈丽泉为劳动者的文件。那份关于确认陈丽泉“劳动者”身份的文件，恰恰证明当年陈丽泉并没有被认可为“劳动者”。
再一个间接证明是陈氏兄弟孙辈在采访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他们或多或少都流露出因祖上的家庭成份，而在就业等生活经历上所受到的影响。子女中有被划为右派的，多半也是因家庭出身问题。
第二个判断是，陈丽泉并没有受到过分的人身冲击，应该是属于被从宽的，被善待的。政府在对待“太和斋”和陈丽泉问题上，采取的是友好温和的态度。以教育式的、引导式的、渐进的手法，将“太和斋”等同类私企逐渐纳入社会主义生产体系。
第三个判断是，陈丽泉对国有化进程是配合的，“太和斋”按照国有化的步骤，由私私合营，进而公私合营，进而彻底公有化，逐渐脱离陈氏家族控制，成为国有资产。
第四个判断是，太和斋生产已经难以为继。在建国到一九五六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六年，社会形态急速往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转化，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严密，所有原料和产品，都纳入计划，“太和斋”已无法通过市场渠道采购到糯米、花生、芝麻、猪油等生产材料，也无法通过计划经济的销售渠道进行营销，生产事实上已经难以进行，已经无法独立生存。
顺应形势，通过公私合营最终国有化，是其必然之路。
虽然没有查到“太和斋”被公有化过程中的文件资料，以及股票之类的直接证据，但在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如，史料透露，陈丽泉担任过私方经理。这说明“太和斋”也曾是赎买政策的对象，陈丽泉在赎买政策的大形势下，自愿将自家的私有企业半卖半捐，交给政府进行公私合营，按照规定保留一点股份，所以才有“私方经理”一说。史料还记载，这一状况直到1964年陈丽泉逝世后，才宣告私方定息付清，原私方产业主不再行使职权，“太和斋”才彻底从法理层面上脱离陈氏家族。
证实这四个判断的证据，可以在“太和斋”在这场公有化改造中的命运和结局中得到。
一九五二年，“太和斋”“同鑫宜”“长远”等私营糖果店按照当时政策，实行私私合营，陈丽泉以“太和斋”、唐清和以“同鑫宜”与其他私营糖果店户组建糖果生产合作社（组），生产米花糖等糕点糖杂，统一核算分散经营。
一九五六年按照公私合营政策，陈氏兄弟“太和斋”、唐清和 “同鑫宜”、以及“长远”“兴发荣”“德亁元”“协利昌”“元丰”“胜和斋”等十多户私营企业所在的糖果生产合作社改造为公私合营集体性质，陈丽泉也和其他私营企业一样，将资产捐赠集体；到一九五八年，又有十户小商贩带资金入店。不过这时也还未完全剥夺私方权益，原小什字太和斋店铺虽然更名为“城关糖果生产合作社第一门市”，但陈丽泉还担任私方经理，直至1964年病故。当然，“太和斋”店铺的名称，作为私有制的符号，不再使用，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
一九五八的文献还特别记载了对陈丽泉的表扬，文献中称：“城关公私合营糖果店副经理陈丽泉依靠工人，改用“滚刀开盆法”切米花糖，提高工效十多倍。
一九六四年，包括原太和斋在内的城关糖果生产合作社在斑竹巷的生产车间、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人并入江津县糖果厂。六六年九月，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对私方定息付清，原私方产业主不再行使职权，公私合营企业全部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江津糖果厂正式成为国营企业，称为国营江津糖果厂。
激情燃烧的岁月，疾风骤雨的运动，许多人物经受时代的磨练，许多家族经受时代的粹炼，许多企业经受凤凰涅槃。
陈丽泉之所以受到善待，应该说与陈氏兄弟多年的商德有关。陈汉卿陈丽泉厚道经商、低调让人、善待员工等美德，让他们及其儿女在激烈的政治风暴中，安然度过，没有被批斗，没有被抄家，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相反，老年的陈丽泉时不时还会得到技术革新的表扬，陈氏兄弟在县志上还名留青史，儿女也能成为民主党派，受到尊重。
通过长达十二年漫长过程时代洪流的洗礼，“太和斋”逐渐转变性质，从最初的私营企业，到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最终于一九六四年涅槃，由社会主义大溶炉溶化为了公有制，融入了公有制的江津糖果厂，浴火重生，飞腾出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活力！
虽然在一九七九年“文革”结束后，国营糖果店第一门市恢复“太和斋”糖果店招牌，但随着二OO一年房屋被拆建新修重百江津商场大楼，“太和斋”店铺招牌就此摘下，隐没江湖。
行业的命运就是企业的命运，企业的命运就是人物的命运。
从上述历史记录，已经不难想象陈丽泉在那一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陈丽泉在时代感召下，一定会顺应形势，配合社会主义改造，拥护公私合营，捐出私有资产，而绝不会做抱着财产不放、与人民政府为敌的反动分子。
历史对陈丽泉的配合，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
为陈丽泉平反的文件
一九八O年六至七月，根据中央政策，江津县政府对原工商业者纳入公私合营的国合企业的私方人员，进行区别工作。之前对陈丽泉的身份，虽没认定其是反动分子，但也没有明确其为劳动人民。所以，据陈氏后裔说，那时全家也因为商人家庭出身的身份，多年很压抑。一九八O年，一份文件像喜报一样发到陈丽泉家属手里。六月十二日，江津县革命委员会发“江革区别[1980]字第562号”文件，由江津县商业局转发《关于对陈丽泉同志区别为劳动者的通知》，内容为：“根据中共中央（1979）84号文件精神，经研究批准陈丽泉同志区别为劳动者。希公布。特此通知。”
历史为陈氏家族正了名。
不过，历史又总有历史的遗憾。洪流漫过，被改变的一切，难再复原；逝去的一切，再难追回。“太和斋”牌匾，终未能重新挂起；“太和斋”资产，终不会重回旧主。陈丽泉幺女婿李民康已经九十有二，每每念及此事，心中就耿耿于怀。
知情者甚至告诉笔者，有一段时间，陈氏后裔也曾想重新拾回“太和斋”名号，甚至向国家有关部门写过书面诉求。上级有关部门专门来处理过这件事，认为不符合规定。
历史既已形成，怎能随意涂改。如果都这样翻盘，社会岂不乱套。
正是由于历史有诸多奇诡，才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么多的警句。
陈丽泉能有如此平安的结局，政府能专门出文为陈丽泉的劳动者身份正名，历史文献能给陈氏兄弟留下那么赞美的记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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